早期女性主義者專注爭取女性公民權益，如墮胎權和工作權利。但 90 年代第三波女性主義（Third-wave feminism）興起後，很多女權分子轉而關心一些非傳統議題，例如性解放、身體自主以及文本批判。然而，有學者提醒，在專制主義和獨裁化下，前人所關注的女性基本權益，其實還未得到保障。
中東技術大學政治學家 Gökten Dogangün 今年在學術期刊 Politics & Gender 發表研究，探討在專制國度下的性別文化。為此，她分析了俄羅斯和土耳其兩個案例，共訪問 60 多名女權領袖、關注組織成員和地方官員等，並翻閱分析大量新聞報道。俄羅斯和土耳其，分別在普京和埃爾多安治下走向強人獨裁路線，前者不單在任內強硬鎮壓示威，近月更成功修憲，可以執政到 2036 年；後者則在 2016 年土耳其軍人政變流產後，大舉清算學界和公民社會。
Dogangün 經過大量訪問研究，指出兩地的專制主義都有與傳統主義、保守主義合流的傾向，以為政權提供合法性，營造社會穩定的氣氛。兩地政府透過大眾媒體，把國家塑造成有別於西方社會的發展模式，意識形態揉合了市場經濟、文化傳統和民族主義，視傳統家庭價值為國民身份認同的重要一環。可是，兩地的傳統家庭價值都帶有父權和性別歧視的傾向，例如認為好女性就是好母親，女性應該生育和打理家務，而不是工作等，無疑會加劇對女性的壓迫。
這同時反映在兩地制度之上。蘇聯解體後，俄羅斯曾經設有「婦女地位委員會」（The 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），專責推廣性別平等，但在 2004 年被重組，2007 年後更完全取消。現時俄羅斯僅有兩個諮詢機構，一個隸屬於俄羅斯聯邦衛生部，另一個就是國家杜馬的「家庭、女性和兒童事務委員會」（Committee on Issues of Family, Women and Children），兩者均無法定權力和資源。同時，有學者指出兩個機構都十分保守，後者更提倡過收緊墮胎政策，只容許懷孕首 12 週的女性接受手術，議案最終在 2011 年通過。普京任內一直鼓勵婦女生育，認為人口是強國之本，但制度上並未為在職母親提供日間嬰兒照顧服務，迫使很多母親要麼辭職，要麼把育兒重擔推到家中長者身上。Dogangün 認為，這是讓女性「家庭主婦化」（housewifization）的政策。
至於土耳其，2011 年也曾重組政府架構，把「婦女地位和問題總局」（General Directorate on the Status and Problems of Women）降格成「家庭及社會政策部」（Ministry of Family and Social Policies）屬下機關，令婦女議題再難入進入政策議程。埃爾多安同樣是反墮胎分子，他在 2012 年曾把墮胎的女性比喻為武裝分子，指兩者都是殺人犯；當地雖然沒有禁止墮胎，但在一系列行政手段下，包括天價費用、醫院不提供資訊等，令一般人難以接受手術。他和普京同樣大力鼓勵女性生育，認為擁有年輕人口將會是土耳其的優勢，同時亦不鼓勵母親就業。Dogangün 引用 2012 年的人口調查指，土耳其 61.2% 女性為非就業人口，都是因為要處理家務而不能工作。
更可怕的是，很多女性長期面對家庭暴力，人身安全受到根本威脅，卻得不到政府正視。Dogangün 指，俄羅斯政府一直拒絕承認國家存在家庭暴力問題。根據其數字，截至 2013 年，普京時期的國家杜馬共否決了 40 條有關家暴問題的議案；執法機關又多數視家暴為家庭糾紛，而非人權問題。政府更於 2017 年減輕家暴刑罰，只要沒有造成骨折，施暴者最多只囚 15 日。至於土耳其因為一度爭取加入歐盟，有關家暴的法例相對完善，政府當局把反對家暴，包裝成維護家庭團結和保衛神聖的母親，可是女性依然沒有比在俄羅斯更安全。Dogangün 的受訪者認為，政府只是保護相夫教子的母親，而不是保護女性。當地女性被謀殺率依然很高，單是 2019 年就高達 430 宗，而當地今年一宗情殺案，亦再次引發民間示威抗議。
